道路交通安全是民生安全的重要基石，“開門殺”事故的責任糾葛、“好意同乘”的賠償爭議，長期以來是社會關注的焦點，也是司法實踐中的難點。近日，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交通事故責任糾紛典型案例，針對兩類高頻交通場景的責任劃分作出清晰指引，既為司法裁判提供統一遵循，也向社會公眾傳遞明確的行為規范，以法治力量守護出行平安。

“開門殺”看似是下車時的微小動作，卻可能釀成致命危險。此類事故中，駕駛人的停車行為與乘客的開門動作往往交織在一起，責任認定極易產生分歧。此次發布的典型案例明確，駕駛人與乘客共處于機動車這一危險源內，構成行為關聯共同侵權——駕駛人負有規范停車、提醒乘客的注意義務，乘客則需履行觀察路況、安全開門的責任，二者違反共同注意義務導致損害發生的，應按過錯比例分擔責任 。在一起典型案件中，駕駛人未緊靠道路右側停車，乘客開門時未觀察后方，導致騎電動自行車者受傷，法院最終判決保險公司在保險限額內賠付24萬余元，駕駛人與乘客分別承擔相應賠償責任。而汕頭一起案例更具警示意義，司機臨時停車未確保安全，也未提醒乘客，導致乘客開門致人重傷，最終被判賠償152萬余元，明確了駕駛人未履行安全義務時需承擔全部責任的裁判規則。

法律層面，《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》明確規定乘車人開關車門不得妨礙其他車輛和行人通行，《民法典》則為責任劃分提供了實體依據。此次典型案例進一步細化了責任承擔邏輯：先由交強險在限額內賠付，不足部分由商業三者險按合同約定賠償，超出保險范圍的損失，由駕駛人和乘客根據過錯程度分擔。同時，案例也推廣了“荷式開門法”等安全技巧，提醒公眾用離車門最遠的手開門，強制轉身觀察后方，將安全習慣轉化為“肌肉記憶”。

在“好意同乘”即無償搭便車場景中，案例則平衡了助人為樂的社會風尚與合理的責任負擔。《民法典》第一千二百一十七條規定，非營運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造成無償搭乘人損害，屬于機動車一方責任的，應當減輕其賠償責任，但機動車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過失的除外。此次發布的案例明確了這一條款的適用邊界：構成“好意同乘”需滿足非營運性、無償性、合意性三大要件，駕駛人無故意或重大過失的，可依法減輕責任，但仍需盡到基本的安全駕駛義務；若搭乘人自身存在過錯，也需承擔相應責任 。

在一起跨省搭便車事故中，駕駛人無償搭載同事出行，因操作不當引發事故致乘客十級傷殘，法院認定駕駛人未盡謹慎駕駛義務，判決其承擔60%賠償責任；另一起案件中，駕駛人允許乘客在車廂內乘坐未固定馬扎，且車廂內裝載散裝鋼管，因車輛顛簸導致乘客受傷，法院考慮到“好意同乘”情節及雙方過錯，酌定駕駛人承擔70%責任，乘客自行承擔30%責任 。而在駕駛人交由無證人員駕駛引發事故的案例中，法院明確車輛所有人與實際駕駛人的責任劃分，強調“好意”不能成為安全免責的擋箭牌。

最高法發布的典型案例，既回應了社會關切，又彰顯了司法的價值引領。對于“開門殺”，案例明確了駕駛人與乘客的共同責任，警示“小疏忽釀大事故”，倒逼交通參與人強化安全意識；對于“好意同乘”，案例既保護了助人為樂的美德，又劃定了安全駕駛的底線，避免“好心辦壞事”后的責任失衡。這些裁判規則不僅為同類案件的審理提供了統一標準，更向公眾傳遞了清晰的行為指引：駕駛人應規范停車、謹慎駕駛、履行提醒義務，乘客需安全開門、配合觀察，搭乘人應自覺遵守安全規則、配合安全出行。

交通文明的構建，需要法治的規范與引導。此次典型案例的發布，是用司法裁判定分止爭的生動實踐，更是以法治力量守護道路安全的重要舉措。當每一位交通參與人都明確自身責任、嚴守法律邊界，才能從源頭減少交通事故的發生，讓道路通行更有序、更安全，讓法治信仰融入每一次出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