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5年10月28日凌晨，鄭州工業應用技術學院的湖面沒有波瀾，卻吞噬了一名19歲女生的生命。清晨六點，保安在湖中發現異樣，八點打撈上岸，確認是大二學生張琳。她最后一次與父母通話還在三天前，狀態如常；兩天前還在社交平臺與人互動，但曾流露情緒低落。學校凌晨通知家屬失聯，天亮后等來的卻是遺體。校方提出6萬元慰問金，被家屬拒絕。真相未明，湖水已冷。

這起事件不只是一個家庭的破碎，更是一次對高校安全管理底線的拷問。當一名學生在校內非正常死亡，學校是否只需一句“正在協商”便可回避責任？法律早已劃出紅線：教育機構對學生負有法定的安全保障義務。《民法典》第一千二百條規定，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在校期間受到人身損害，學校未盡到教育、管理職責的，應當承擔侵權責任。盡管大學生多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，但只要事發于校園之內、管理范圍之中，學校就無法完全脫責。

關鍵在于“管理職責”是否落實。法律不要求學校充當監護人，但要求其履行合理限度內的安全保障義務。教育部《中小學幼兒園安全管理辦法》第十八條明確規定，校內水池等危險區域應設置警示標志或防護設施。這一原則同樣適用于高校。若張琳溺亡的湖泊周圍無護欄、無警示牌、無夜間照明，甚至監控盲區覆蓋，那么學校的物理防范已存在明顯漏洞。更進一步，若當晚無任何巡查記錄，保安未能及時發現異常，這種制度性缺位將構成法律意義上的“未盡職責”。

而心理危機干預的缺失，可能是另一重失守。張琳生前曾向同學表達“心情不好”，這是清晰的風險信號。高校普遍設有心理咨詢中心，也建立了心理普查機制，但問題在于預警系統是否真正運轉。如果學生的情緒波動未被上報，或上報后未啟動跟蹤干預，那所謂的心理防護網不過是擺設。法律雖未強制要求學校監控學生每一分情緒變化，但對已知的高危個體，若置之不理，則可能被視為疏忽。

對比2025年5月重慶對外經貿學院學生墜入化糞池身亡事件，官方明確認定校方“負有嚴重的安全管理責任”，并問責副校長。這一先例表明，教育主管部門對校園內部設施的安全失察已不再容忍。鄭州這起湖中溺亡案，同樣發生在校園核心區域，同樣涉及長期存在的公共水域風險，若最終調查證實管理缺環，追責將難以回避。

悲劇的價值，不應止于同情。每一所擁有湖泊、水體的高校都該自問：我們的圍欄是否牢固？監控能否覆蓋深夜角落？心理預警機制是文件還是行動？安全不是事故后的慰問金，而是日常的巡查腳步、醒目的警示牌、學生一句“我最近很難受”后的及時回應。校園不該成為風險的盲區。

當湖面恢復平靜，制度必須開始震動。否則，下一次的寂靜，只會更加沉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