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7年夏天，人到三十五，楊振寧那陣子在哥倫比亞大學把“宇稱不守恒”實驗落地，風吹過實驗樓的走廊，實驗數據貼在黑板上，一行一行，諾貝爾獎就像掛在前面那盞燈，伸手夠得著的距離，家里卻來了人，哈佛的杜致仁，年輕，書還在讀，從波士頓跑來普林斯頓，住了三天，吃飯不多說話，第三天早上房門從里面反鎖，地上躺著，安眠藥瓶在腳邊，姐姐杜致禮站在門口，鑰匙開進來，人倒在地板上，她整個人軟了下去，客廳的鐘還在走，屋里很安靜。

杜致仁是杜聿明的兒子，出身是將門，照片里穿著學生外套，才二十二歲，陽光打在窗簾上，屋里看得見灰塵浮著，沒人留下幾句話，只有那瓶藥，只有那天的氣味，這事像一塊石頭落在楊振寧心里，砸出一個洞。

往前翻，1949年，楊振寧在美國把婚事辦了，妻子杜致禮，衛斯理學院讀書，坐姿端正，朋友圈里都說兩個人是好姻緣，婚禮照片放在書柜里，沒多久，國內的戰事收尾，淮海那邊杜聿明被俘，家里的天一下子變了，遠在美國的孩子們，學費沒了著落，生活費也斷了，靠著一點積蓄撐日子，信件來來回回都是錢的事。

楊振寧剛進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，工資不算多，家里要養，妻子的弟妹也要幫，三個孩子念書吃飯穿衣都要用錢，每月拿到手的幾百美元，掰著手指算，寄過去一份，再留一份，月底又不夠，杜致仁在哈佛讀研究生，花費最大，楊振寧從工資里擠一點，信封里夾著支票，找人幫他找零工，端盤子，裝箱，卸貨，活不少，人更多。

五十年代的美國，街角餐館寫著招聘，門口排了一串人，華人進去不太好說話，臨時工也要有人介紹，年輕男孩背著書包在校園里走，心里想著課題，想著錢，想著家里那些信，壓力一層一層疊上去，像一摞書壓在桌面，最后桌腳有點松，他沒有寫遺書，房門關著，安靜地把自己從這屋子里走開了。

那天楊振寧回到家，第一眼看見，站了一會坐在廚房的長椅上，手指在桌面上一下又一下點著，眼睛像是看不見東西，旁人說他這幾天嘴里最常掛的是一句話，我本來還想再湊點錢的，這話說出來也沒法往回改，年初把積蓄拿去買房，家里要住，小孩要長，年底還要準備去瑞典，機票住宿都要花錢，錢包干干的，普林斯頓那天是7月16日，熱得人不愿走快，陽光把街面照得發硬，路上人戴著墨鏡，楊振寧走在路上覺得眼前都是糊的。

秋天到了，瑞典的邀請寄來，和李政道一塊領獎，外面看的是禮堂里的掌聲，領獎臺上的鞠躬，媒體的照片一張一張登出來，家里其實剛從那件事里緩一下氣，通知書放在桌上，孩子在旁邊玩積木，杜致禮說不去，對外說孩子太小，留在家里有人要照看，心里話自己知道，屋子里的那塊地板還在那兒，腳步走過去都會想起。

后面的事更繞，楊振寧的父親楊武之，清華早年的數學教授，出國拿到中國第一個留美數學博士，教過吳大猷華羅庚，做學問的人，書桌上是幾何和代數，心里想的是學成以后要用在國家，兒子拿了諾獎，他沒有太多喜色，1949年以后，信一封一封寫去，讓兒子回國做事，1955年周恩來托話，讓老人家帶一句希望，楊振寧回信字寫得很直，說做研究要穩定的條件，說我沒有不愛國，只是愛科學，這話落在父親心里像卡住的一根刺。

父子在日內瓦見過三次，機場握手，坐下吃飯，話說著就不順，散場不開心，1960年楊振寧回國短講幾天，母親羅孟華在他面前說家里鍋都開不了，米面都緊，父親站在后面沒多說，咽氣嘆了一下，后來楊振寧入了美國籍，消息傳回國內，楊武之一連幾天不出話，屋里靜得能聽見窗外風動葉子的聲音。

1969年父子最后見，桌上擺著茶，楊武之看著兒子說，你不用再解釋了，我知道你早就不打算回來了，那年楊振寧四十六歲，書已經寫了很多，論文也出了很多，家里的這句算是定了。

1973年，老人家病重，住在北京醫院，楊振寧趕回去，床邊守了四天，病房的燈白白的，父親閉著眼，嘴角動了一下，話沒出來，那句我原諒你沒有落在空氣里，后來楊振寧寫過一篇回憶，說我給父親打了幾十封電報，也沒有換來他的一句話，這些字擺在紙上，冷冷的，不多解釋。

看起來滿手收獲的人，手背手心也有空缺，楊振寧最亮的是物理上的事，和李政道的合作，和丁肇中的碰撞，華人物理這一條線的推進，在書里在講座里都能看到，生活的那部分也同時走著，停在一些節點上不太好過。

小舅子走那年，楊振寧說過我真的盡力了，父親走那年，他說也許我是個失敗的兒子，這兩句話擺出來，旁人不加評判，站在屋外看窗里的人，能看見影子在動，聽見話輕輕地落下。

他的一生不算整齊，有抓住的，也有漏掉的，遺憾里有命運的手，也有自己松開的那一段，他在物理的高度站到很高，也在一段家事里一直是旁證者，在父親心里留著一個標簽，離開家國的人，這些都在一起，摻在一鍋里，人生是混合的，沒人把每一局都贏完，屋子里有一間鎖著的房，門關著，里面的事不輕易說起。